在法院判决长期拖延后向英属维尔京群岛枢密院提出上诉的指南

商业诉讼通常看起来都是一个漫长而昂贵的过程，无论是作为起诉方还是抗辩方。

查尔斯∙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荒凉山庄》（Bleak House）一书中对虚构的“Jarndyce 诉 Jarndyce”一案的描述，为无休止的拖延及费用的法律制度创造了声誉，而这种声誉有时似乎很难得以摆脱。

然而，比旷日持久的官司更糟糕的或许是诉讼程序结束与法院作出判决之间的过度拖延。但是，当诉讼当事人面临这样的问题时应该如何处理？

在“Cobham 诉 Frett [2001] 1 WLR 1775”一案中，枢密院裁定，在聆讯争议至作出判决之间有12个月的延误，因此有理由将其描述为“过度延误”。然而，在一项经常被英联邦引用的判决中，福斯科特的Scott勋爵（Lord Scott of Foscote）认为，即使存在过度的拖延，“也必须证明一个公平的案例，使人相信判决包含可能或甚至可能归因于延误的错误。上诉法院必须确信该判决是不可靠的，并且允许判决成立对申诉人而言是不公平的。”

判决的延迟下达与判决中的某些缺陷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这一要求似乎意味着对延迟作出判决提出的申诉对诉讼当事人的价值有限。

简而言之，如果判决有缺陷，那么无论是否拖延，它都可能被搁置。事实上，在Cobham案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枢密院从未以判决被拖延以及因该拖延而导致判决存在缺陷为由推翻过下级法院的判决。

然而，英属维尔京群岛（BVI）最近的两项判决似乎表明，司法部门对拖延的态度开始变得更加强硬。这两起案件都涉及准许向枢密院提出上诉的有条件许可的标准。

并非自动权利

众所周知，向枢密院提出上诉的权利不是自动的。只有在索赔价值至少为300英镑且该决定是民事诉讼中的最终决定的情况下，才有权向枢密院提出上诉（1967年《维尔京群岛（向枢密院上诉）令》第3（1）条）。

在裁决不是最终裁决的情况下，如果上诉涉及“或其他”具有重大普遍意义或公众重要性的问题，则仍有可能向枢密院提出上诉（《1967年法令》第3（2）（a）条）。上诉是否符合这一标准，通常由东加勒比上诉法院在当事方请求准许向枢密院提出上诉时决定，但当事方也可请求特别准许直接向枢密院本身提出上诉。

在以往的案件中，法院对第3（2）（a）条条款中的“或其他”部分有了自己的理解。关于“或其他”的经典表述，见于Wolfe JA在牙买加 “Olasemo 诉 Barnett Ltd （1995） 51 WIR 191”一案中的反对意见，他在判决中说（第【201】段）：“显然，立法机关增加了‘或其他’一词以扩大法院的自由裁量权，以包括不一定具有重大普遍意义或公众重要性的事项，但法院认为，这可能需要国家最高司法当局对法律作出某种明确的声明。”

冻结令

“Emmerson International Corporation 诉 Viktor Vekselberg et al [2023] ECSC J0727-3” 一案涉及英属维尔京群岛法院允许Emmerson修改其诉状，并对Vekselberg的某些当事方下达价值近 9 亿美元的冻结令。

修改后的诉状超出了命令允许的修改范围，因此英属维尔京群岛法院驳回了所谓的“附表6索赔”。Emmerson获准对这一裁决提出上诉（“诉状上诉”）。

在裁定驳回附表6的索赔要求之后，Vekselberg当事方申请解除对他们的冻结令。他们胜诉了但在对该裁定提出上诉（“冻结令上诉）”之前，解除冻结令的命令被搁置。

冻结令上诉于2019年7月29日聆讯。经过大约三年半的拖延，法院于2023年2月作出判决，维持了英属维尔京群岛法院解除对Vekselberg当事方冻结令的决定（从而承认附表6索赔无效）。

然而，在此期间，上诉法院（2020年9月）审理并处理了诉状上诉。在该判决中，上诉法院认为，修改后的诉状实际上是允许的。冻结令上诉案的判决没有提及诉状上诉案的判决，其最终结果是上诉法院就附表6索赔的有效性作出了两项相互矛盾的裁决。

关于就冻结令上诉向枢密院提出上诉的申请，大法官Webster JA援引了枢密院和东加勒比上诉法院的有关判例法，概述了拖延领域的法律。他承认，拖延必须伴随着判决的缺陷。虽然他不认为关于拖延的法律尚未解决，或者可以认为是一个具有重大普遍意义或公共重要性的问题，但他确信，上诉法院在冻结令上诉中没有考虑到诉状上诉是伴随延迟而来的一种情况，而这种情况可能会使法院的判决变得不可靠。

因此，Webster法官准许根据《1967年命令》第3（2）（a）条的“或其他”部分向枢密院提出上诉，因为“本法院应对[冻结令上诉判决]的准确性产生合理怀疑”。

制裁申请

“Krys 诉 Farnum Place LLC [2023] ECSC J0823-5”一案涉及一家英属维尔京群岛公司的清盘人提出的制裁申请。程序背景相当复杂。清盘人与被申请人签订了一项协议（交易确认书），以出售其对美国第三方的债权（SIPA债权）。在达成交易确认后不久，SIPA债权的现行价格急剧上涨。英属维尔京群岛法院（根据被申请人提出的申请）批准了转让，但法院还指示清盘人根据美国法律从美国法院获得对交易确认的批准或不批准。

在一审中，美国法院认为没有理由不批准交易确认（美国的第一项裁决）。因此，清盘人返回英属维尔京群岛法院寻求批准，以对美国的一审判决提出上诉。该申请被驳回，但清盘人获准向上诉法院提出上诉（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第一次上诉）。

清盘人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第一次上诉中胜诉。随后，美国第二家法院确认了美国的第一项裁决（美国的第二项裁决）。因此，清盘人再次寻求英属维尔京群岛法院的批准，向美国第二巡回上诉法院（SCCA上诉）提出上诉。英属维尔京群岛法院驳回，清盘人提出上诉（英属维尔京群岛第二次上诉）。SCCA的上诉最终于2014年5月进行审理。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第二次上诉于2014年7月审理，但判决保留。

2014年9月，SCCA撤销了美国的第二项裁决，并将此案发回重审。2015年10月，交易确认最终被驳回，并于2017年上诉维持原判。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第二次上诉于2022年3月被驳回，距离该案的审理已经过去了七年多。

在清盘人申请向枢密院上诉时，Price-Findlay JA法官考虑了延迟交付英属维尔京群岛第二次上诉判决的影响。清盘人辩称，随后对交易确认书的驳回以及SCCA最终维持该项驳回是在英属维尔京群岛第二次上诉听证之后发生的重大事件，法院理应予以考虑。

Price-Findlay JA法官研究了这一领域的判例法，并承认拖延本身并不能质疑法院判决的合理性。然而，她指出，本案的拖延伴随着可能对上诉结果产生重大影响的情况。清盘人已通知上诉法院，SCCA的上诉已经被裁定，上诉法院可以邀请清盘人就该事件的重要性提出书面或口头意见，但上诉法院并未这样做。

与她在Emmerson案中的兄弟法官一样，Price-Findlay JA法官指出，关于拖延的法律已经解决，并不是一个具有重大普遍意义或公共重要性的问题。

然而，这位博学的法官接着说，她对英属维尔京群岛第二次上诉判决的准确性持有怀疑，因为它没有考虑到SCCA的上诉判决。

她指出，在本案中，清盘人已经实现了他在SCCA上诉中的意图，但东加勒比上诉法院追溯性地撤销了对SCCA同一上诉的制裁。Price-Findlay JA法官认为，根据《1967年法令》第3（2）（a）条的“或其他”部分，这是有条件准许向枢密院上诉的充分依据。

结论

枢密院尚未对Emmerson案或Krys案的上诉作出裁决。因此，这些上诉是否会以拖延为由获得成功还有待观察。

然而，这两项判决都表明，东加勒比上诉法院愿意认真对待拖延，并酌情利用《1967年法令》赋予它的权力为受害方谋取利益。在成本和时间日益决定客户诉讼意愿的时代，这一趋势将为国际客户提供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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